自8年11月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充分发挥上海龙头带动作用，苏浙皖各扬所长，有效推进《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各项任务落地实施，在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等重点领域持续深化合作，结出累累硕果。
铁路网总长超过1.万公里，经济总量占全国的2.1%，研发经费投入占全国的29.8%，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占全国的比重均超过30%……一项项数据显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正驶入“快车道”，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向更高质量更深层次迈进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产业体系最完备、城镇化基础最好的区域之一，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的城市群。
2022年11月17日在上海发布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指数报告(2022)》(以下简称“《指数报告》”)显示，2021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指数为192.56点，同比增长6.49%，实现近三年最大增幅。报告还显示，2021年指数水平已达到2012年的1.69倍，10年来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6.03%，区域一体化发展向更高质量、更广领域、更深层次迈进。
从gdp看，2021年长三角城市gdp合计27.6万亿元，在全国占比24.1%。其中，上海、苏州、杭州、南京、无锡、宁波、合肥、南通8城gdp超万亿元，而2021年末全国gdp超万亿元城市仅有24个。
不仅gdp指标，《指数报告》还显示，在工业增加值、高铁营业里程等总量指标，以及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预期寿命等平均指标，长三角均属于全国“第一梯队”，保持国内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整体来看，在中国19个城市群中，长三角综合实力突出，是唯一进入世界前六大城市群的超大型城市群。
长三角地区如何跑出加速度，进而成为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领头羊？无锡学院数字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中国(无锡)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研究院院长刘军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进行了分析。
首先是得益于国家的战略规划。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建设全国发展强劲活跃增长极、高质量发展样板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引领区、区域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改革开放新高地。国家高水平的战略规划为长三角地区进一步深化改革提供了战略遵循和指引，为长三角地区聚焦重点领域协同推进、重点区域率先突破、重大项目强化落实、重大平台深化合作，加快迈向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和制度保障。
其次是得益于三省一市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方面的制度创新。长三角三省一市破除条条框框、突破思维定式，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协同创新产业体系建设、提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强化生态环境共保联治、推进更高水平协同开放等方面持续深化改革，加快各类改革试点举措集中落实、率先突破和系统集成，比如，建设长三角g60科创走廊、长三角自贸试验区一体化发展等。
最后是得益于长三角产业集聚优势。与其他板块相比，长三角拥有活跃的市场主体，而且产业集聚优势明显。比如，长三角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和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已形成产业优势集群。其中，产业规模在全国占比约为三分之一，企业数在全国占比达到30%。
长三角深度一体化难点在于“过度竞争”与“产业同构”？
近两年，长三角深度一体化加速推进。
在2021年底国家发改委发布《沪苏浙城市结对合作帮扶皖北城市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后，沪苏浙的8个市区与皖北8市深度对接，开展结对合作帮扶，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推动了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例如，南京与滁州近年来合作越来越紧密，在《实施方案》发布后进一步深化，两地共同打造宁滁半小时通勤圈，谋划交通重点项目12个，医疗、教育、公共交通等民生事业共建共享，建立宁滁工业领域深化产业协同工作机制，与南京市江北新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产业共同规划发展。
上海松江区与六安开展了一系列合作，六安市优选金安经济开发区和上海市松江区共建合作园区，同时六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将进一步深化与松江经开区的合作，建设长三角一体化承接产业园。
杭州与宿州的合作重点之一是物流，今年8月宿州传化“公路港”物流产业园项目正式签约，该项目投资20亿元，构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物流平台，通过“物流 科技 金融”模式，解决宿州制造业的物流“痛点”。
此外，萧县正打造投资29.1亿元的“萧县·浙江汽车配套产业园”项目，已有17家汽车配套企业入驻产业园。
除了合作，有观点认为，长三角深度一体化的主要难点在于“过度竞争”与“产业同构”。长期以来，三省一市都试图打造世界制造业基地，并且提出了相应目标和构想，如南京和宁波在产业定位中都有“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的表述；上海洋山港与宁波北仑港也存在“港口地位之争”。长三角地区由于发展条件、基础的相似，造成了趋同的产业结构。
重点发展产业方面，许多城市都选择汽车、石化和电信作为重点发展产业，大力发展创意产业园、物流园区、中央商务区等项目，这将导致短期难以形成协同效应。
刘军对此有不同看法，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长三角地区都试图打造世界制造业基地，表面上看，存在“过度竞争”与“产业同构”现象，但长三角不同城市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存在一些差异，优势特色产业或优势产业链环节也存在一些差异。
“以集成电路产业为例，从产业链上来看，上海的集成电路产业链条最完整，产值居全国第一；无锡的产业链条也较为完整，其封装环节排名全国第一；南京的集成电路产业则以设计环节为主。另外，如果产品能销售到国内、国际多个市场，就不存在过度竞争问题。关键是产品的核心技术是否先进，产品的竞争力强不强。”刘军说。
在他看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难题在于：一是产业发展的协同机制有待完善，三省一市重点产业优势互补、协调联动、错位发展的成效不够突出；二是长三角城市群科技创新水平较世界其他发达城市群总体偏低，制造业仍然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
在城市层级方面，长三角呈现出“一超二特三大”的格局，是中国城市层级结构最为合理的城市群。
其中，上海城区人口超过了2000万，是长三角唯一的超大城市；南京和杭州城区人口均超过600万，处于特大城市行列，未来将向超大城市进军；合肥、苏州和宁波的城区人口超过300万，处于ⅰ型大城市行列。
长三角城市群体现了“龙头城市—中心城市—区域中心城市—中小城市”这一层次合理、结构清晰的城市体系。如何看待长三角城市群的城市体系？这种城市体系可否供我国其他城市群借鉴？
刘军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长三角城市群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已基本形成，城市综合功能逐步强化和完善，成为践行“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平台，是我国串联对外开放和对内发展的纽带地区、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窗口”地区以及引领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区。“其发展模式可以为其他城市群发展提供借鉴，但要考虑各个城市群自身的特征和差异。”
展望2023年，长三角深度一体化的路径和举措值得关注。对此，刘军提出以下3点建议。
首先，要健全要素资源便捷流动机制，打破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行政壁垒，建成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一是制定政策措施打破阻碍要素在长三角畅通流动的行政壁垒，统筹规划长三角统一、协调的开放型市场体系；二是加强长三角高端要素集聚城市的联动创新，充分发挥上海的金融资源、南京与苏州的产业创新资源、杭州的资源、合肥的国家科学中心资源，促进重点城市创新资源在长三角地区畅通流动，通过高端要素的集聚、流动，优化资源配置；三是发挥企业配置要素资源的主体地位，引导行业龙头企业在长三角集聚，政府发挥好服务职能。
其次，要健全产业发展协同机制，推动重点产业优势互补、协调联动、错位发展。一是加强长三角不同城市重点发展产业的规划协调，形成不同城市的产业优势互补，推进协调联动与错位发展，促进高端产业集聚发展、区域功能互补融合；二是在关键产业链上尽快补齐补全薄弱环节，加快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关键产业链环节的突破，完善产业链条，提升长三角在国家战略产业上的国际竞争优势。
最后，要健全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协同创新机制，推进创新平台联动共享，打造创新资源高效集聚与功能高效发挥的创新高地。一是加强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协同创新。对于沪苏浙皖三省一市重点发展的集成电路等产业，应共建产业技术创新载体，联合开展关键共性技术攻关，共同攻克“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产业发展瓶颈。二是加快推进长三角创新平台的联动共享，充分发挥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南京江北新区、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国家级创新平台功能，探索建立不同创新平台在实验室资源共享、人才流动、创新成果转化等方面的联动共享机制与收益分配机制，打造长三角创新资源高效集聚与功能高效发挥的创新高地。
近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再迎政策利好。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长三角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建设三年行动方案》提出，到2025年，长三角区域资源要素有序自由流动，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基本建立，区域发展整体水平和效率进一步提升。
刘军对此信心满满，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从历史来看，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是区域一体化的内在需求，其中政府的作用依然不可或缺。“长三角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的打造，需要从中央到地方、从宏观到微观、从长期到短期，都应有相应的制度设计。各级政府要把《长三角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建设三年行动方案》确定的各项任务分解落实，明确责任主体，增强一体化意识和营商环境意识，加强各领域互动合作，扎实推进长三角深度一体化发展。”
在他看来，目前，上海、苏州、杭州、无锡、南京的营商环境已经走在全国前列，市场主体获得感强。面对当前日趋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和疫情的影响，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充分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是当务之急。
“未来，长三角要在深入推进市场化改革、加快推进法治化建设、推进更高水平开放等方面协同发力，尽快建成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刘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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