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生物医药产业里有个有趣的新现象：许多在上海初创、一度转移到外地的企业陆续又回流到了上海。就像那些离家闯荡的少年，成熟后，重又回到家乡。这时候，他们和家乡都已变样。
因摘得首个国产pd-桂冠而声名大噪的君实生物就走出了这样的轨迹。12年，在上海张江药谷大厦一间不足00平方米的实验室起步。一年后，公司从研发进入产业化布局，在苏州吴江开发区建立了一个小规模生产基地。几年后，公司业务扩张，又回到上海，在临港建立了一个大规模生产基地。
还有一些企业也走出了类似的回归之路：它们有的在外地研发，但把临床试验都放回上海的三甲医院；有的在张江初次创业，二次创业虽不在上海，但千方百计把一部分业务落回上海；有的从上海出发游学海外，学成归来，考察各地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后，还是选择始发地上海……
这些生物医药产业回流上海，背后有政策环境的调整，有企业发展的需求，有上海独特的优势，有生物医药创新的客观规律，甚至还有许多身在其中的业内人士都难以准确陈述的理由。然而清晰的是，回流之势在形成。
前些年，上海生物医药界都在说一句话——墙内开花墙外香。大意是说，许多创新型的生物医药企业诞生在上海张江药谷，但当它们研发出产品，要开花结果的时候，就纷纷迁到了其他地区。
对企业来说，外迁最主要的因素是上海“贵”——人贵、地贵。一家“烧钱”而无产出的生物科技企业要在上海拿地建厂搞生产难度极大，于是迁到成本较低的地区成为普遍出路。
“贵”，一方面客观上由于上海生产、生活成本高，但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政策导向。过去，研发、营销两头附加值较高，而制造往往附加值较低，价值链分配呈现“微笑曲线”布局。在“微笑曲线”理论的指导下，生物医药产业的制造环节一度不像研发那样受重视，逐渐流向了上海以外的地区。
但是，现在制造业技术含量不断提升，高端制造的附加值不断增加，“微笑曲线”逐步被拉平。基于这个新判断，近年来上海生物医药政策方向有所调整，提出“张江研发 上海制造”战略，打造生物医药“上海制造”品牌。上海市经信委生物医药处处长李甲说：“我们给外界释放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就是上海发展生物医药不仅要总部、要研发，还要制造。”
除了价值链的考虑，生物医药企业回流也是源于研发与制造高度依存的特性。
这里涉及生物医药的基本知识。药物研制大体可以分为化学药、生物药、中药三类。化学药由化学结构决定，结构定了，疗效就定了。“化学药的研发、生产可以完全切割开。比方说我在美国研发了一种化学药，你在中国生产，我们不需要有太多交流，我只要打个电话告诉你结构就好了。”生物医药企业安诺瓴路ceo姚树元说。
但是引领当代生物医药创新的生物药则不同，它的研发、生产难以独立运作，用学术语言说就是模块化程度低。
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加里·皮萨诺、威利·史以生产重组dna蛋白类药物的工艺为例，解释了生物药研发、生产的依存关系。他们说，对于生物药，研发包括确认产品(蛋白质结构)是否具有理想的疗效(如消炎)以及设计一个能生产这个特定蛋白质的工艺。工艺的任何细小变化都会产生不同的蛋白质。另外，我们并不能完全了解所有可能影响关键工艺的变量。
在工艺研发过程中，研发与制造过程存在大量的迭代关系(试验并消除误差)。因为这个原因，很多生物医药企业尽管在产业化初期把制造搬离研发所在地上海，后来还是设法回流，把制造和研发环节放在一起。
几天前，润佳医药刚刚向临港管委会提交了一份材料，协商他们在临港一块土地的用途问题。
润佳医药也可算是一家回流企业。公司创始人吕佳声是上海人，高中毕业后赴美留学，一路读到博士，后来在北美一所高校就职。回国后，他在苏州创立了润佳医药，两年前在张江设立研发中心，并在临港购买了55亩产业化基地。
“当初在临港拿地的时候，我们是打算做制剂的。但是企业在发展，行业在发展，公司现在希望拿这块地做小核酸。小核酸是新生事物，可惜在老的框架体系下，它属于原料药。所以在产业环境准入上我们遇到了现实困难。”吕佳声说。
润佳医药在材料中向临港管委会报告了小核酸药物的生产技术特点、有限的环境影响，以及有效的控制方法。他说：“政府很愿意跟我们讨论这个事情，并协助我们办理申请，展现出了开明的态度。他们能及时掌握科学技术动态、对新产业开放包容、亲商。这令我们由衷敬佩、心中充满暖意。”
人们常说上海土地紧张，对于土地等空间资源问题，就像润佳医药的案例体现的那样，政府与企业都在重新认识。土地资源约束是客观的，生物医药企业都知道，在张江一房难求。但土地紧张又是相对的，上海毕竟有6000多平方公里土地，《上海市自然资源利用和保护“十四五”规划》提出“保障产业基地内用于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工业用地面积不少于150平方公里”。
为了留住生物医药产业等先进制造业，上海提出了“打开空间”的具体方案。就在今年，上海出台了新版产业地图，进一步优化了新型产业体系布局。其中在生物医药领域，重点推出了生命蓝湾、东方美谷、湾区生物医药港等7个特色产业园区，总面积2平方公里，可供产业用地1.2万亩，可租售物业面积570万平方米。“好项目不缺土地，好产业不缺空间。”这两句话在上海市、区、街镇等各级层面都能常常听到。
一方面政府在打开空间，另一方面，新一代生物医药产业的特性又决定了它用地更加集约。
以中国常见疾病高血脂用药为例，过去患者需要每天吃药；抗体药出现以后，只需两三周静脉注射一次；下一代核酸药上市后，又会减少到半年皮下注射一次。吕佳声说：“一个患者一年就打两针，所以对产能的要求不是那么高。现在很热门的基因编辑药，一个患者一辈子只需要打一针。夸张一点说，一个小工厂就能解决全世界的问题了。”
这些年，生物医药企业回流上海的形式多种多样。
比如在上海创立的睿昂基因，发展过程中在全国收购了多家试剂生产厂，但是他们还是希望未来把更多产能放到上海。公司创始人熊慧说：“我在上海读书，在美国读书，一路读上来，接着创业。身为科学家，我骨子里还是喜欢做学术研究， social(社交)非我所长，也不太会主动找领导要资源。上海的文化恰恰对我这样科学家出身的创业者很友好。”
比如落户苏州工业园区的景昱医疗，公司ceo宁益华每天在上海和苏州之间往返，不仅仅是因为家在上海，也因为景昱的研发、临床合作机构，如上海交大，瑞金医院，华山医院，长海医院等都在上海。宁益华说：“上海顶尖高校和医院的资源得天独厚。”
比如迈科康生物，最近在临港拿地，计划建设基于新型佐剂的创新疫苗转产平台。公司创始人陈德祥博士和上海的缘分要上溯到2010年前后，那时他还身在美国，在张江远程创立了第一家公司。多年后回国创业，他把迈科康生物总部放在了成都，但始终放不下上海情结，陆续把一部分研发和制造放到了上海。陈德祥说：“一家生物医药企业要想走出国门、走向国际的话，上海是最好的选择。”
创新是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离不开人才和生态。当企业选择一座城市时，考量最多的往往是人才和生态。
业界早有共识，上海有全国最丰富的生物医药产业高端人才库。这些人才源于三种渠道：外资巨头在上海培育的人才、海外归国的科学家、中国本土培养的专业人才。据《上海生物医药产业人才发展白皮书》统计，上海生物医药领域各类高水平人才占全国的1/5.他们共同构成了产业的家底。
人才的汇集往往与生态直接相关。以张江研发人员为例，他们中的一大批人来自罗氏、辉瑞、礼来、诺华等外资巨头早年在上海设立的研发中心，而这些跨国企业选择上海，又源于上海开放的生态。此外，法制化的营商环境、服务型政府等都是决定人才流向的重要生态因素。科望医药ceo纪晓辉说：“若论人才聚集、资本聚集、政策扶持、交通便利、信息便利，上海的生态系统是绝对领先的。”
尽管如此，良好的生态并非一座城市独有的秘籍。它更像是一个公开的配方，其他城市采用类似的配方后，也可以发展出有竞争力的产业。比如苏州“产业园区 创新孵化器 产业基金 产业联盟”的产业服务模式就颇为业界称道，再如深圳的引才政策、对生物医药产品研发的财政支持也极具吸引力。
对上海来说，企业回流远不是故事的结局。研究回流现象，也不是为了庆贺胜利，而是为了思考在过去几年中，我们做对了什么、在哪些方面还可以见贤思齐。业界常说，研发一款新药需要十年功。也许可以把今天的回流比作一款新药研发的开始，未来的许多年里，仍需要不断培育、投入，才能收获新的成果。
